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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言诺奖演讲结尾三个哲理故事

时间: 2016-08-22 05:54:47 分类: 莫言

莫言诺奖演讲结尾三个哲理故事

 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了主题为《讲故事的人》的文学演讲。
  
  回忆母亲
  
  母亲对自己的影响很大,这一点莫言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提到。演讲一开始,莫言就深情地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之情。莫言说,去年因为要修铁路,自己无奈迁移了母亲的坟墓。开馆时,母亲的骨殖,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。从那一刻起,莫言觉得母亲已经成为了大地的一部分,他站在这片大地上的诉说便是对母亲的诉说。
  
  莫言关于母亲最初的记忆是他失手打碎了家里唯一一个暖水瓶,当时他害怕地躲了起来,母亲最后并没有责罚他,而是发出长长一声叹息。而对于莫言来讲,最为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看到母亲被打,他从母亲眼里看到了绝望的眼神。多年之后,莫言与当年那个打母亲的人再度相逢,莫言想替母亲报仇,但最后还是被母亲劝住了。让莫言最难以忘怀的还是母亲对贫苦人群的悲悯之心,有一年中秋莫言家吃饺子,每人只有一碗,一个老乞丐前来乞讨,母亲给了这个老人半碗饺子。让莫言最后悔的事情莫过于当年跟母亲去卖白菜多算了老人一毛钱,莫言的母亲觉得儿子给自己丢了脸。
  
  忆儿时往事
  
  莫言说,因为相貌丑陋,自己小时候吃了不少苦,很多人都嘲笑他甚至因此打过他。莫言因此苦恼过,最后还是母亲开导莫言,让他多做善事,这样丑也能变成美。
  
  童年时的莫言非常喜欢听说书,听到后来自己也能说上一段,家人最后都成了他的听众。母亲很担心他将来靠耍贫嘴吃饭,于是提醒他少说话,笔名“莫言”由此而来。实际上,莫言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,这更像是一种讽刺。
  
  莫言童年辍学,饱受饥饿、孤独、无书可读之苦。在乡下放牛时,他常常幻想着有狐仙化作人形与他一起放牛,直到有一天他真的见到了一只狐狸,他完全被吓到了。
  
  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,莫言仍然相信这个世界有鬼神存在,晚上回家时为了给自己壮胆,莫言会大声地唱歌。那时的他还处在变声期,对于乡亲们来说,这种歌声简直是一种折磨。
  
  创作起源
  
  莫言说,自己的故事起初都是他个人经历,在真实故事的基础上进行虚构。在诸多小说之中,最贴近他自己的是《透明的红萝卜》中那个浑身漆黑、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。
  
  除了自己,莫言的亲人和乡亲都在小说中登过台。在小说《蛙》中就出现过姑姑的形象,不过,现实中的姑姑与小说中的姑姑完全相反,莫言做了文字化的处理,小说中的人物超越了现实。
  
  《丰乳肥臀》是写给母亲的书,莫言仅用53天就完成了80万字的初稿。在这本书中,莫言“肆无忌惮”地使用了与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,在卷首语位置莫言也写下了“献给母亲在天之灵”的话。
  
  谈作品
  
  《天堂蒜薹之歌》:莫言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在这部小说中登场,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。莫言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,当然,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。从这部小说开始,莫言从后台跳到前台。他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,面对着许多听众,绘声绘色地讲述。
  
  《生死疲劳》:莫言透露,书名来自佛教经典。为翻译这个书名,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。之所以以此为题,是因为莫言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,是真正的宇宙意识。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,在莫言心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。起初他不知道怎么写,当2005年在一座庙宇里看到“六道轮回”的壁画时,莫言找到了灵感。
  
  三个故事结束演讲
  
  莫言的演讲始终围绕故事展开,最后以三个故事收尾。
  
 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莫言小时候去参加一个苦难展览,莫言哭了,而当时有一个孩子没有哭,为此莫言还向老师打了“小报告”。多年之后,莫言深表愧疚,他悟出一个道理:当众人都哭时,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。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,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。”
  
  第二个故事讲是的莫言当兵时逞口舌之快,让自已的老长官面红耳赤,回忆起这件事来,莫言深表愧疚。
  
  第三个故事说的是泥瓦匠的故事,一群人以近乎占卜的方式决定将要接受上天惩罚的那个人,结果最后活下来的恰恰是这个本来要被上天惩罚的人。
  
  名言警句
  
  莫言说,他起初的创作之路并不平坦,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“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”。
  
  莫言的创作受到美国的威廉·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·马尔克斯启发,对此莫言的体会是:“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,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。正所谓‘心有灵犀一点通’”。
  
  莫言表示,“不管小说起源于梦境或是发端于现实生活,但最终都必须和个人经验相结合。”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,譬如《透明的红萝卜》,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,譬如《天堂蒜薹之歌》。
  
  莫言表示,文学发端于事件但要超越事件的关键在于,“小说家在写作时,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”。在写作《天堂蒜薹之歌》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,面对着的最大问题,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,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,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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